历史渊源

天津时调 

天津时调源于明清时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。它包含多种天津地方民歌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。明清时期天津的漕运发达，商业繁荣，各地的民歌小调也随漕运流入天津。早在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刊行的《霓裳续谱》，记载了当时在天津、北京一带流行的曲调30种，俗曲622支。

时调在杂耍馆演出的早期记载见于光绪十年印行的《津门杂记》中“杂耍馆子”条。每年岁末和新春之际，天津的各茶肆都增添杂耍节目以吸引观众。曲种有弦子书、京子弟书、八角鼓、相声和时新小曲等。时新小曲的曲目有《蓝桥会》《十朵花》《新五更》《妓女自叹》《妈母好糊涂》等，内容多淫亵粗鄙。早期在杂耍馆演唱时调者多为男性艺人。

时调在落子馆演出的早期记载见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的《津门纪略》中的“落子馆”条。屡经官府禁演之后，时新小曲又在落子馆上演。重新再演时新小曲的落子馆有小，“寒、晴云馆、天复茶园、宝乐茶园、海耀茶园、丹桂茶园等。在落子馆演唱时调的皆为妓女中擅歌者，称为“唱手”。给唱手伴奏的是在落子馆“坐弦”的弦师，其中不少是盲人。

清光绪年间，有精通三弦的弦师王庆和，授徒很多。王宝寅向王庆和学习时调弹唱技艺，出师后在晴云坤书馆坐弦，为唱手金福、银福、大玉莲等伴奏。与王宝寅同拜一师的赵宝翠擅长京韵大鼓和时调，开始在落子馆演唱。后来以京韵大鼓享名的刘宝全也能演唱时调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天津的人力车增至数千辆之多。在喜好“靠山调”“鸳鸯调”“拉哈调”的人群中，人力车夫占了相当的比重。他们在等待乘客时往往坐在车簸箕中即兴哼唱，一时间仿佛时调成了他们的标志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前后，“靠山调”“鸳鸯调”“悲秋”等曲调，在天津出现了家弦户诵、著称一时的盛况，而且多是将时事内容填词来唱，在民间流传广泛。

特色特点

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通常为一人站唱，演员徒手表演，不使用任何击节乐器或道具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演出中，演员通常会站在场面桌后手扶桌子演唱，不铺场，没有做功表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津广播曲艺团对该曲种进行了改革，去掉了场面桌，演员在乐队的前奏乐曲中走上舞台表演。伴奏乐器也从最初的三弦和四胡增加到了扬琴、琵琶、低音胡、笙和京胡，后来又逐渐形成了较固定的三弦、四胡、扬琴、笙、大提琴（或大阮）五件乐器的伴奏形式。五十年代后期还增加了做功表演。其他演员随后效仿，逐渐建立了新型的天津时调表演形式。

少数曲目采用了对唱形式，如《拉哈调》中的《要女婿》、《对花》、《反正对花》、《常青指路》、《拷红》等，还有群口合唱的《对花》和《反正对花》。彩唱中也出现了《拉哈调》中的《要女婿》和《靠山调》中的《七月七》。此外，还有六人或八人坐唱的《拉哈调》中的《退彩礼》，每人都双手持玉子板击节伴唱，以及六人表演唱《海河儿女怀念毛主席》。

天津时调的曲调非常丰富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，如“靠山调”、“鸳鸯调”、“大数子”、“拉哈调”、“怯五更”、“悲秋”、“后娘打孩子”和“解狱”等。这些曲调虽然风格各异，但都以天津语音演唱，并力求在唱法上体现“悲、脆、媚”、“稳、准、狠”的要诀。

天津时调的唱腔由慢板的“靠山调”和快板的“数唱”构成。慢板的“靠山调”以4/4拍子记谱，旋律起伏婉转，节奏舒缓；快板的“数唱”以2/4拍子记谱，字多腔少，旋律性不强，常用于叙事。

在词句上，天津时调通常一番最多由五六十句组成，有时甚至只有二三十句就能表达整个内容。词句的规律是四句为一番，每番第三或第四句后面加一衬腔。“靠山调”中的唱词多为七字句或五字句，还可以加上“三字头”或衬字，句尾多押平声。而“数唱”则没有固定的头尾，可用五言句，也不限制为四句一番。对于“拉哈调”来说，句、番数并不受限制。

总体来说，天津时调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、丰富的曲调和特色的唱腔音乐，展现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。

传承保护

1、流行现状

天津一些老艺人相继去世，导致大部分曲调和曲目失传。需要挖掘、搜集和整理许多珍贵的音响和文字资料。

2、保护措施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天津市的曲艺团等进行了对许多绝迹舞台曲调和曲目的挖掘和整理，并举办了专场演出和座谈会。

1999年，中国唱片总公司与中国曲艺家协会合作编辑出版了《中国曲艺名家名段珍藏版》“曲艺晚霞工程系列”曲艺专辑CD唱片，其中包括了王毓宝的几首作品。

2002年前后，在国家领导的号召下，全国开展了戏曲曲艺音像工程，出版了大量VCD音像制品，以抢救老艺术家演唱的经典唱段为目标。王毓宝和他的弟子高辉、刘渤扬参与了天津时调的音配像工作，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了四张VCD专辑，成为了天津时调爱好者和专家学者学习、欣赏和研究时调的主要音视频资料。天津时调的表演性比较强，纸质出版物以经典曲目的曲谱和曲词为主，收录在各种曲艺选集中。